佛教美术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，透过雕像彩绘等形式，来阐述佛法的深厚义理；它最吸引人、令人惊叹不已的，却是其所呈现的视觉图像世界，能深刻地释放出人类平凡生命中不朽的智慧与精神，完成所追寻的理想境界。自喻为迎向晨曦的国家—大韩民族，位于亚洲东北部的朝鲜半岛，过去千余年以来，佛教曾活跃在这宁谧神秘但持续动荡的东方国度里，而随其信仰的发展，深植于斯的力量，所凝聚的宗教体验，完成了璀璨耀目的佛教艺术。

韩国的文化，虽然是以其本岛的土著信仰为基础，融合西伯利亚、佛教和儒教文化所形成，但不可否认，佛教文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根源之一。日本学者柳宗悦曾说过，韩美术的特色是信仰、生活、美术三者合一不可分离的，也就是说所有的美术品几乎皆因信仰或生活所需而诞生。故欲知韩国美术，不能不先了解佛教美术。翻开韩国美术史，可以发现佛教美术占了相当多而且重要的篇幅；佛教美术不但是韩国美术的根源，也是韩国美术的精华。过去韩国因地缘上的关系，与中国文化脉络相连，也曾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桥梁，但因对它的不甚了解与印象模糊，感觉既亲切又陌生。故今日当我们探索韩国佛教美术之际，不应视其为一种地域性文化的呈现，或是附属于中国文化之下的旁支；惟有尊重了解其特有的风格与广泛而深刻的影响，才能有助于架构佛教艺术在中国和东亚地区发展的体系和全貌。

[自中国传来样式的影响]

（1）最初有关佛像传入的记载

佛教传入韩国之前，大韩民族所信奉的是天、地等自然神祗崇拜及其开国始祖的本土信仰。佛教传入以后，对原有信仰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，也影响了政治、文化、经济的发展，特别是因佛教信仰所产生的文化活动。韩国佛像的出现，一般认为在三国时期佛教的传入以后，三国之中高句丽是最早接触到佛教的国家，据《三国史记》记载，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（372年），中国的秦王苻坚派遣使节及沙门顺道，赠送佛经和佛像到高句丽，之后374年高句丽王为安置来度化的僧侣，创建肖门、伊弗兰两寺，为海东佛法之始。百济则在枕流王元年（384年），印度沙门摩罗难陀，自东晋孝武帝时来境内度化以后接纳佛法，诸王“以土木为神像，率百官祭之”、“穿金以建珥堂，凿玉以立宝塔”，可知随着佛教的播散，开始筑建佛寺安置佛像，造塔供奉舍利。三国之中新罗虽较两国稍迟至一世纪后，才于法兴王十五年（528年）自梁获得信奉佛教许可，但后来佛教的发展却最为蓬勃兴盛。

（2）中国样式的传来与接纳

朝鲜半岛出土年代最早的佛像，是1959年在汉城市，（今首尔）纛岛所发现的“金铜佛坐像”，此像高仅5厘米左右，非常小巧；佛身着通肩法衣，手持禅定印端坐于方形台座上，台座左右两侧各以狮子装饰，与推测为中国中原最早的金铜佛像（后赵建武四年金铜佛）（338年），都是属于4世纪至5世纪间北魏流行的佛像样式。此像可能是百济仿的中国佛像，亦有可能是通过当时与北魏密切往来的高句丽所作，而后传入百济活动的汉江流域，但韩国美术史学者金元龙则认为外来（中国）的佛像可能性较高，推测当时随着佛教的传入，自造像已十分发达的中国，传来不少这种小型且便于携带的金属制佛像。从这尊约为4世纪的小佛像，到有确实纪年铭，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韩国佛像（延嘉七年铭金铜如来立像）（539年）的出现，之间虽隔着一段不算短的无佛像空白期，但其间仍有不少与佛教有关的文物出土，如广开土大王碑文、高句丽瓦砖、古坟壁画、冠饰等。以“延嘉七年铭金铜如来立像”已具有韩国佛像的格局看来，这近百余年应是韩国佛像的酝酿时期，一方面以来自中国的小金铜佛像，作为佛像打造的主要依据，另一方面中国风格的佛像样式也很快被内化，形成具有本土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的作品。

朝鲜半岛现有为数不少的禅定印如来佛像，如6世纪高丽“金铜禅定印如来坐像”，高出的圆形肉髻，头部向前微俯冥想，持禅定印的双手，看起来略大，但裳悬座流垂而下的衣褶，飘逸变化，给人华丽的感觉。